记得在杭州的一个晚上，和朋友吃过饭，散散步、然后走进了一家挺小的酒馆。我们坐下聊天，点了几杯酒。在有些氛围声的酒吧里、摆着膨化食品的桌台上，她们好奇我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，我当时想了想，说，果然还是要聪明吧。
我主动办理休学、完成了我大学里“gap year”的梦想，但为了“不得不”完成的学业，我只能在杭州收拾好情绪、回来这里。
回来之后，我压力很大，我尝尝需要通过写作来抒发它们。写东西的时候，我常常一边写却又一边删。我写了很多充满牢骚和坏情绪的文字，但尔后都换成一个个还算能看、我经历过的故事。
但到最后，没有多少是我能完整写完然后发布的文章。反复删改文字的这种折磨，并不完全是我放弃写完这些文章的主要原因。重要的是，回过头去仔细看那些几经修改的文字，其实我还是读出了许多的抱怨和牢骚。
所以，它们都流产了，因为没有人爱听别人的牢骚。
我有关注一个有趣、有才、又深刻了解自己的人。他在网上的言论往往是鄙视这个、鄙视那个的，一边鄙视着、一遍又认知到并接受自己鄙视他人的“现实”。但他总说很受周围人的喜欢，现实生活中大家也都对他很好，而他对此的解释是“运气好”、“了解心理学”之类的。
我这么说他，好像挺矛盾的吧。他，我其实是对他抱好感的，好感的源头很复杂，我也搞不太懂。
然后有一天，他又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论了，大概说的是，大三的时候和一位中年女校工之间的小到不能再小的交集。
文字里，他没做什么，只是和女校工说说话或者听她说说话，却让我感觉到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善良和温柔。
在长春的时候，我的压力除了源于气候以外，非常非常大的一部分来自于「人」。记得我高中的时候，向父母当面否定他们对上海人的地域歧视，却在大学的时候，接受不同地区的人确实存在一定的普遍规律这一事实。
在我们学校里，常常能偶遇到一些偏离了“大众”路线或者“大众审美”的人，有的是“心理”不大健康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）的小孩，有的是有天生的“生理缺陷”的小孩，有的是更男性化的女生，有的是更女性化的男生……总之，各种各样的人都有。
因为他们是不符合“大众”路线或者“大众审美”的小孩，所以常常做的事或者身材长相不符合“大众”的“期待”。
比如，“心理不健康”的小孩会通过一些古怪的方式寻求“你”的帮助，不符合大众“期待”的女生在大众的眼里，可能小腿会显得过于丰腴，天生有“生理缺陷”的小孩可能经常要用奇怪的方式咳嗽，男性化的女生能被“无视”或接受，女性化的男生则会被叫做恶心的“娘炮”……
我的身边有这么一帮人，我以非常高的频率，听到他们对他们“充满恶意”的中伤，在嘶吼的中伤中我常常听到，有关女性的、祖宗的、生殖器官的词汇，换句话说就是很脏很脏的脏话。在这样躲也躲不掉的环境中，我压力很大。然后，在压力下，我切身体会了什么叫做“幸存者偏差”。
小学的时候，我有个同学，腿脚不是很方便、走路的样子和大家也有些不同。大家大多都喜欢跟ta玩，在我的印象里，ta也从来没有过“瘸子XX”的“绰号”。ta人很聪明，比学习我比不过ta，“玩牌”我也玩不过ta。
小学生都是很“皮”的，小打小闹很常见。一个有点太阳的午后，在等着上课的时候，大家一群人推推攘攘的聚在一团。因为ta腿脚不是很方便，在大家没注意的时候，ta失去了平衡，一头撞在桌角上，我看见他的时候，地上的血淌了很多很多的血。那时候没有老师在场，我和几个男生赶紧把ta送到医务室。回到教室的时候，地上的血刚用湿拖把拖过，还没拖干净的血晕开来，现在让我想，ta的生活可能也像那天一样，随处充满了“不方便”吧……
还是小学，还有一个同学。ta总是长不高，远低于常人的那种。ta比之前那个同学更加聪明。ta的聪明让我觉得，我可能永远也超不过ta。ta妈妈是一名教师，只是听说，为了ta，ta妈妈做了不少的“牺牲”，时间上也好、金钱上也好。
要是记忆没错的话，ta好像还是我们班级里的副班长或者学习委员，ta不仅聪明还乐于助人，有时候我做不出来的问题会问ta，但我是不敢多问的。实在是我觉得，以我等人类的智商问ta这样简单问题，属实有点浪费ta宝贵的时间，把ta宝贵的时间更多的留给那些需要问“奥数大题”级别的同学，然后我问那些“聪明”程度不及ta却超过我的人吧。要知道，平时放学后问ta问题的人，总是大排长龙，可不是一个两个。我有这样阴暗的想法，但ta可从未给过我这样的感觉。记忆里，ta讲题总是讲的很好。
有次换座位，恰好我和ta成了同桌。ta性格非常好，印象里就没见ta发过火。一个做眼保健操的下午，我们不知怎么的就聊到这些，ta跟我说，ta有个原则叫“事不过三”，ta向我解释，我要是冒犯ta三次以内，ta都不会生气，为了确认ta的说法，我真的就拿笔在ta的本子上乱涂乱画，画到第二次结束的时候，我没胆继续下去了。
ta教我的“事不过三”，从此以后成了我做人的一个原则，延续至今。“三”这个上限随着身上的“戾气”一遍遍的磨，我的上限也越来越高、越来越模糊。“事不过三”，在很长的时间里，都让我感觉非常受用。
我的好奇心是重的。
对于这帮会以他人“生理缺陷”中伤的人，我一方面感到真实的不快，另一方面我也是好奇，这种行为的“动机”和是出于什么样的“目的”。我还是忍不住，在两个人的饭桌上问了他们其中的一员。
“讲脏话让我感觉真实的活着”。这个答案是出乎我意料的，乃至有些震惊的，是因为它的对立面——“如果不讲脏话 我就不能感到我在活着”。那时，一种“ta也挺不容易”的感觉涌上心头，而理智给了我“居高临下”的评判……
还没休学，也就是大二那年。学校里和一些同学的交集让我领悟一个非常真实的道理，即“人从来不介意用最坏的去揣测他人的用意”。而如今，我抱着这种劣根性，再次揣度起来。“通过取笑他人生理缺陷，让自己感觉活的比别人更好。”
会恨这样的自己的，明明知道恶意的“源头”，却又觉得有一番道理。说到底，这种想法就是很坏的。
我一共去过两次支教。
在第一次支教里，我认识了一个胖胖的女生。这个女生给人以“蠢笨的”感觉。我说过，我喜欢“聪明”的人，不仅是喜欢这件事，对于聪明的人，我也会不自觉对ta抱有好感。在那次活动中，ta却是跟我讲话讲最多、和我在一起时间最长的那个人。
这个人的善良是认真的，哪怕她的善良时常有“蠢笨”的感觉，说到底，还是她的这种“蠢笨”的善良太真实了。
最后，没有总结和升华。
